深入学习、坚决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精准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对于推动“十四五”时期高水平质量的发展，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具备极其重大意义。在实践中，怎么样才能做到“精准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有必要注意防范和纠正对“三新”的几点认识误区，以对下一步开展工作提供有益借鉴。
对新发展阶段的认识不足是当前对“三新”存在的认识误区之一，主要体现为超前论和僵化论。这些认识误区的存在不利于今后齐心协力做好新发展阶段的工作，也容易使我们错失新发展阶段带来的新的良机。
超前论：这种观点认为，对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战略判断是一种超前判断，即认为我国还没有进入新发展阶段。其理由是缺乏足够的事实和数据支持。如收入是一国民众富裕水平、福利水平的决定性因素，也是判断一国处于什么样发展阶段的重要指标。改革开放前很长一段时期，我国居民收入水平基本上处在温饱状态，按国际上设定的收入水平划分，我国绝大部分人口处在低收入水平上。随着经济实力的逐步提升，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也随之扩大。按收入水平划分，我国已从一个由单一收入水平构成的群体组转变为由多个不同收入水平构成的群体组。收入差距的扩大对判断我国究竟处在什么样的发展阶段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应该说，对新发展阶段的判断既需要数量指标，但更需要质量指标。例如，根据世界银行有关美国的统计数据，2019年美国人均GDP已超6.5万美元，但仍有大量的人口生活在低收入水平上，代表收入差距的美国基尼系数早已超过国际标准警戒线，但是也不能因低收入人口的存在就否定美国是一个发达国家。同样，不能因为一部分人群收入水平较低，就此否定我们进入新发展阶段这一判断，而是应该既要认识到收入差距带给我们的挑战，也要看到不同收入水平群体对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推动作用。判断我国是不是达到新发展阶段，关键是看生产力水平是符合新发展阶段要求，看我国人民的总体收入水平是否到达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时点上。经过70多年的发展，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国GDP超过100万亿元，对世界经济稳步的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人均GDP已达1万美元，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收入达到国外中产阶级的水准。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已是不争的事实，这是由多重因素决定的，不能因某一方面有一定的问题，就否定全局发展、大局发展。即使就收入指标而言，我国也已不再停留在过去的状态上。因此，适时调整发展目标，对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作出新的判断，不仅是个理论问题，更有现实作为支撑。可以说，“强起来”是站在我国的发展阶段、站在世界的发展阶段、站在人类的发展阶段上提出来的，是必须承担的一种使命和职责，唯有强起来，才能更好地解决我国今天所面临的社会基本矛盾，也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世界发展作出中国贡献。因此，“强起来”更是一种政治使命、政治任务，是中国审时度势作出的重大判断，既不超前也不滞后，是对过去发展成就的肯定和对未来发展绘就的蓝图。
僵化论：这种观点认为，我国已发展很好了，不需要再发展了，或者按照过去的发展道路，我国已经取得了伟大成就，今后仍旧能继续按照传统的发展道路前行。这种僵化的想法对实践也会产生极大的危害。任何一项政策都有生命期，且遵守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即同一个政策的实施有其历史背景和约束条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作出的决策是未解决当时的问题，跟着时间的推移，当时作出决策的历史背景和条件均已发生较大的变化，甚至是结构性改变，这就要求我们作出新的决策和判断，否则容易错失发展的良机。有很多国家在这方面都有一定的经验和教训，有些甚至长时期陷入某种陷阱中而难以自拔。应该说，过去的判断和决策适用于过去，未来的发展需要新的判断和决策，今天的中国必须走向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新阶段是由新的发展事实和国内外条件决定的。如特朗普执政时期对我国实施的种种战略打压，表明外部条件已经在发生某一些程度上的改变，如果仍按照过去的发展思维、发展模式处理问题，是作茧自缚。我国的发展不能再走传统的发展老路，而必须以新的发展视野制定新的发展政策，这样才可以带动国家的整体发展，促进低收入群体实现收入更快增长。如果不思进取，依然停留在传统的发展阶段上，不仅没有很好的方法解决新发展阶段人们对日渐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问题，还容易同低收入群体抢资源，造成低收入群体难以实现收入增长。因此，新发展阶段不仅仅代表国家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更主要的是我们的发展思维、发展模式要调整，要通过新的发展思维、新的发展模式带动不同收入群体的一起发展，以此来实现共同富裕。经过多年的发展，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面貌也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无论是内外部条件，还是广大民众对未来发展提出的新需求，都要求我们摈弃传统的思维方法、发展模式，乘势而上，及时作出调整发展目标，对未来的发展阶段作出新的重大判断。
习强调：“进入新发展阶段，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大跨越。”因此，应充分认识我国已处于新发展阶段这一重大转型的历史阶段，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是中华民族踏上新征程的起点。唯有努力奋进，才能无愧于新的发展阶段赋予我们的新的历史使命。
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2020年10月14日，习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要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率先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2020年10月29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建议》，把“坚持新发展理念”列为“十四五”时期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一定要遵循的原则，并明确要求：“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2021年1月28日，习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再次强调，进入新发展阶段，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切实解决影响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水平发展的明显问题；更看重共同富裕问题；既要以新发展理念指导引领全面深化改革，又要通过深化改革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提供体制机制保障；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央要从全局上逐步的提升全党全国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能力和水平，各地区各部门也要根据真实的情况贯彻落实好新发展理念。针对新发展理念，应注意防范和纠正以下三个方面的误区。
胆怯论：这种观点认为，我国还无法从技术上践行新发展理念。因此，持这种观点的人面对当前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在一些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实施的“卡脖子”和“围追堵截”，产生胆怯心理，甚至怀疑我国是否有能力实现新发展阶段目标。从某一种意义上说，尽管在向世界先进国家靠近，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发达国家，但我国还不属于技术强国，尤其是关键核心技术仍然面临短缺，使得一部分人对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生出敬畏之心。事实上，大国崛起首先是技术崛起，这一过程是痛苦的又是必经的，没有自身技术崛起很难有大国崛起。因此，依靠自身实现技术崛起不仅是检验大国是不是具备崛起的前提，也是保持其崛起后优势的关键。在这里，胆怯心理不仅没有必要，相反只能使自身发展畏首畏尾。再有，当今世界技术市场越来越具有竞争性质，过去由发达国家垄断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局面正在被打破，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世界技术市场正在向多个经济体主导的局面转变，这给我国继续从世界技术市场中获取新技术创造了前提。最根本的是，我国已经建立了较为扎实的技术基础，无论是人才储备还是资金条件，都已跃居世界技术大国行列，这是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底气，也是最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成新发展目标的关键所在。
孤立论：这种观点将新发展理念的五个方面分开来理解，不能将其作为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这是对新发展理念各方关系认识不清、了解不透造成的。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需要从系统论出发，而不能孤立地看待新发展理念。没有创新这一前提，就无从谈论绿色发展，不能为了绿色而绿色，而是既要发展也要绿色，创新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开放是继续保持同外界资源进行互动的重要前提，不能因为外部对我国进行“封杀”，就把大门关上，相反，开放的大门应该越开越大，这是保持发展活力的重要源泉，也是与其他几个国家共享发展成果的前提。新发展理念的五个方面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早已形成一个有机整体；新发展理念是在新发展阶段应该牢固树立的理念，也与过去发展理念不一样。随国家发展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复杂，非一人、一地、一国所能解决，这就需要团结合作，一同面对发展过程中的难题。同时，也需要发展理念在内涵上具有多重性，并且各个理念构成系统、发挥合力。
矮化论：这种观点认为，不应将新发展理念提到过高的位置，或是将其看得过于重要。这是一种自我矮化的理论。习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新发展理念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重大政治问题。这就将新发展理念上升到政治高度加以理解，并深化了其深刻内涵。从国内现实看，要实现新发展阶段的目标，就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从全球范围看，我国要为世界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也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当今世界只有为数不多的国家提出新发展理念并努力践行。这是一场为人类发展而开展的政治竞赛，我国唯有在贯彻新发展理念上走在前列，才能有资格引领世界的发展。因此，新发展理念看似是一个经济问题、社会问题、环境问题、技术问题，实际上早已上升到政治高度，是个政治问题。在今后的实践中，不能把新发展理念简单地理解为经济问题、社会问题、环境问题、技术问题等，而应认为其是一个关系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政治问题。
习指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的一项关系我们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需要从全局高度精准把握和积极地推进”。但目前，对于新发展格局任旧存在一些需要澄清的认识误区。
片面论：这种观点要么认为新发展格局就是要关起门来自己搞建设，不再与外部环境进行资源互动、人才交流、技术交往等，完全凭借自身的力量来实现新发展目标，要么认为是继续沿用传统的发展思路，使我们国家发展继续保持对世界发展的严重依赖。一听说我国要建立以国内为主体的大循环，就以为是要关起门来搞建设，甚至一些国际舆论也认为如此。关起门来搞建设，不仅会拉长我国的建设周期，还轻易造成僵化的发展思维，这在过去有着深刻的甚至是刻骨铭心的教训。从全球范围看，没有哪一个大国是脱离世界经济独自发展的，即使像美国、欧盟这样发达的国家或地区，至少也在保持与世界经济发展的互动中前行。根据世界银行有关美国的统计数据，美国商品和服务进出口规模占其GDP比重基本上保持在20%30%之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外开放程度和水平的逐步扩大或提高，依靠“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模式，我国商品与服务进出口规模占GDP的比重居高不下，最高的时候是2006年，高达64.5%。在当时，国内市场尚未获得充分发展，尚不足以支撑工业化进程，需要从外部获取更多的资源、市场、技术，因此相对于美国等国而言，我国的GDP规模还较小，这样的发展模式是可接受的。今天，随着我们国家已从贸易小国向贸易大国迈进、从地区大国向世界大国迈进，上述传统的发展思路已不再适用于今天的发展。首先世界大国都以国内发展为主，国内市场始终是支持大国发展的根基。像日本GDP仅为我国的1/3，在国内资源匮乏的情况下，仍然从始至终坚持深挖国内市场。我国已变成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已经具备做好国内市场的条件，国内市场可作为下一个发展目标的主要依托力量。另外，中国传统的发展模式已不可持续，已成为多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在其他几个国家经济没发生重大转型的前提下，继续拓展国际市场将面临较大的压力。事实上，随着GDP规模一直增长，近些年我们国家进出口规模占GDP比重也在不断下降，由此能够看出，国内市场已经开始在推动GDP增长中起及其重要的作用。如果非需要一个经济指标来表明新发展格局的话，在保持GDP规模不断扩张的前提下，进出口规模占GDP比重下降到20%30%之间将是我国实现新发展格局的标志性指标之一。从政治角度看，新发展格局也不允许将我国的发展长期依靠在外部力量上，唯有以国内作为支撑，才能在世界发展大势面前不失自我。国内是基础，外部是机遇。大国特别是世界级大国要发挥在世界中的应有地位和作用，国内力量是发挥大国经济优势、政治优势、文化优势的根基，这就需要摆正国内市场和外部市场在我国新发展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新发展格局中，外部力量对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的支持将退居“二线”，但是外部力量是必要的，并不是强调国内为主体，就将国外的资源和技术一竿子打死，必要的资源进口、技术引进是需要的，比国内又便宜又好的国外产品仍是进口的主要方向，比国内先进的国外技术也需要引进。一国对外出口的产品和服务是工业化发展水平或服务水平的重要标志，所以加快提升我国产品质量和水平不仅应该得到鼓励，同时也是积累我国对外优势的关键，更有助于退出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争夺市场的尴尬局面。可以说，外部力量对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的作用不是降为零，而是保持在一定的比例。因此，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虽然强调的是以国内力量为主体，提升国内市场能力，但并不是为了抹杀外部力量，而是强调对国内力量倚重，同时要更好地促进国内力量与外部力量的相互作用。
封闭论（也称画地为牢论、狭隘论）：这种观点是片面论的极端化，其过分强调国内大循环，只顾及本国发展，考虑本地发展、本地循环，要求在各自的领域里建立小圈子，却不顾及世界发展，不顾及与外部的衔接。大国就要有个大国的样子。进入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不是关起门来搞建设，反而要实行高水平开放，既对外开放也对内开放，建立的是大国开放体制。大国开放体制是立足国内，同时又不放弃对外部的包容，是促进内部相互开放和国内国外的相互开放。这样的开放体制的关键是“循环”。所谓的“循环”，顾名思义就是保持事物的所有的环节畅通无阻。如果每个地方、每个部门把自己内部搞得好好的，却不顾及与外部的衔接，时间长了，这样的循坏也将是一个低端循环甚至死循环，不符合国家未来发展的新要求。强调国内大循环，是各地区、各部门都要热情参加全国发展这盘大棋，不仅要打通自身的经络，也要打通与其他部门、另外的地方甚至外部的经络，为自身发展和他人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使国内形成完整的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与治理链条，并与国外形成良性互动。这就要建立起高端循环，要在畅通中实现高水平质量的发展。因此，大循环不仅仅表现为物流层面上的外在循坏，更主要的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内在循环，尽管看不见、摸不着，却又实实在在地存在，并决定着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质量、水平、范围和程度。因此，不能把大循环狭隘地理解为物流上的循环，如建几条公路、修几条铁路，还应包括完善体制机制、提高相应的治理水平等内容。
盲目论：新发展格局是实现新发展阶段确立的新发展目标，是践行新发展理念的路径。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新发展格局的理解要有新的认识，而不能像过去一样盲目做事。比如，一强调扩大内需，就又开始乱上项目、乱投资，形成无效投资，既不利于解决内需问题，又造成产能过剩。再比如，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无可厚非，但不能不讲科学规划，专挑高大上的项目一哄而上，甚至搞重复建设，各自为政的结果是造成资源浪费，难以形成技术发展合力，以致于亟需和实用的技术无人开发，高精端项目又久攻不克。还有的不知道该如何推进新发展格局，甚至丢掉本地区本部门有发展优势的传统产业，不在利用自身优势上下功夫，反而盲目跟风，上一些不适合本地区发展的新项目，造成新的资源浪费。
静态论：这种观点将“三新”各环节各方面看成是孤立静态的过程。习指出，要在各种能预见和难以预见的、惊涛骇浪中，增强我们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必须更强调自主创新；释放内需潜力，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加强需求侧管理，扩大居民消费，提升消费层次，使建设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成为一个可持续的历史过程。发展不可能以一种孤立的、静止的方式来进行。比如，强调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实际上也同时要求动态地、系统地看待问题，而不能仅强调一个方面、一个侧面。首先中国已不是孤立地独处于世，国内社会基本矛盾的解决也必须在动态发展中来进行。再比如，我们强调需求侧改革的同时，不能忽略供给侧改革的作用，毕竟任何需求的满足都最终需要供给来完成，特别是国内供给来完成。在过去，我们强调需求侧不强调供给侧，认为可以从国外进口得到满足，这实际上也是由供给侧来完成的，只不过完成的主体是国外。今天，要在更高水平上来实现供求平衡，要求供给侧完成的主体是国内，目的是提高国内供给侧主体的技术水平、供应水平，从根本上解决国内经济高水平质量的发展问题。
无关论：这种观点认为新发展格局是那些已发展起来的地区应该谋划的事，与自己的地区部门无关。每个地区每个部门，不管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水平如何，实际上在新的发展大势面前都是躲不过的，看似与自己无关，实际上却时时刻刻在受新发展阶段的影响。比如，现在通信发达，一个地方发生的事情很快就遍及全国，特别是涉及重大舆情，那么怎么样处理就体现出不同的治理水平了。有的不思进取仍然按老办法出牌来处理一些舆情，不仅不能处理好，反而惹来新的是非。这就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学会用新思维、新办法解决老问题、提升老办法，带动当地发展，这不仅适用于舆情，也适用于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每个方面。新发展格局要求及时来更新自己的知识、提高个人的见解和创新自己的思维方法，更主要的是磨练斗志，努力做好新发展格局下的工作，包括与外部发展的策略的对接等。例如，靠近发达地区的部分地区可考虑利用发达地区进入新发展阶段后政策的溢出效应，做好本地区承接工作。再比如，如何与那些与自身发展关联较大的地区、部门和产业形成发展合力，打通发展的最后一公里等。那些存有无关论想法的人显然没看到新的发展局面，认清新的发展形势，更没看到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使命，这些都需要在现实中下大力气去解决。
“对国之大者要心中有数。”习这句话告诉我们：只有从政治高度认识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意义，在推进“三新”中时刻注意防范和纠正认识误区，才能在实践中更好地履行职责，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新的发展使命。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提高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政治能力、战略眼光、专业水平，胸怀大局、敢于担当、善于作为，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好。
①习：《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求是》，2021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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